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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为生命周期的重要事件，随着新家庭的成立，夫妻为了共同居住及婚姻生活，一方或双方将调整居住地点或工作地点，甚或中断职涯的发展。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社会学者已关注到已婚妇女在家庭与劳动参与的妥协、家庭角色与工作角色的冲突。对于婚后皆持续就业的夫妻而言，由于通勤时间为居住地至工作地点的距离，可承受的通勤时间将关乎个人在劳动市场上找寻合适工作的机会。受到居住安排的影响，可能改变结婚前后可承受的通勤时间。不仅如此，居住安排隐含夫妻资源的分配，影响婚姻权力及代间资源的流动，而使家务时间与通勤时间产生排挤效果，可能造成夫妻通勤时间差异。

对此，本文使用台灣中央研究院调查之「家庭动态数据库」，尝试在过去国外研究从夫妻资源分配、社经地位及家庭责任等性别角色探讨夫妻通勤行为差异的基础上，应用Backer家庭经济理论从男女在劳动市场与家庭部门之不同家庭生产活动之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出发，观察夫妻在比较利益的专业分工模式下，夫妻通勤时间的差距，并纳入华人社会传统的代间同住之居住安排型态、居住房屋权属以及工作调整的讨论。研究发现如下：第一，双薪家庭夫妻在不同家庭生产活动之相对投入与产出为影响夫妻相对通勤时间的重要因素。第二，代间同住的居住安排型态扩大夫妻通勤时间差距，但在夫妻同住下之代间同住的居住安排型态却显著缩小差距。第三，亲代提供居住空间之代间同住的居住安排型态，使夫妻通勤时间差距更为加剧。第四，夫妻相对通勤时间受到工作调整与夫妻在家庭生产活动相对投入与产出之交互作用影响。第五，居住因素与工作调整的交互作用亦影响夫妻相对通勤时间差距。

本文利用上海、杭州、合肥三个城市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的法拍房交易和二手房挂牌数据，以期间三地将法拍房纳入限购范围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住房限购的房价效应。本文得到两个主要方面的发现。首先，限购会显著降低法拍房成交价。整体而言，限购政策较强则价格效应越大。具体来看，限购法拍房在上海的价格效应为-11.7%至-11.9%，在限购政策较强且投机分为较浓厚的杭州的价格效应为-21.6%至-22.4%，而在限购政策较弱的合肥的价格效应为-5.8%至-7.9%。其次，限购法拍房存在溢出效应，使周边房价显著下降，且距离越近的住房价格下降越多。但该效应在二手房价格管制较严的上海住房市场中不显著。

本文从财政效应、产业效应和市场效应三个维度分析了商品房预售对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并结合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二者关系的非线性特征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基于2006~2020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开展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商品房预售制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中国城镇化进程；（2）商品房预售对城镇化的影响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3）对于基础条件不同的城市而言商品房预售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城镇化先行地区对于商品房预售具有更高的门槛，而城镇化后发地区未能成功复制先行地区的经验与模式。

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提出的促进房地产企业降杠杆的"三道红线"政策这一外生冲击事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三道红线"政策能够显著抑制房企融资。相较于银行渠道融资，对非银行渠道融资的影响程度更大，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这提供了2021年以来诸多房企资金链断裂的解释。分不同类型企业来看，"三道红线"政策主要抑制非国有和高负债房企融资水平，对不同规模房企融资无显著影响。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给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